2003年，來勢洶洶的“非典”（SARS）突然在中國廣東暴發(fā)。那一年，中國科學院院士、時任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南方中心）執(zhí)行主任趙國屏為打開發(fā)病早期SARS冠狀病毒變異進化的“黑匣子”、摸清SARS病毒傳染規(guī)律，組織了一場橫跨15個單位、53位科研人員參與其中的科研大協(xié)作。
這是科學家與SARS病毒的一次團戰(zhàn)。
然而，這一重大科研項目自始至終并沒有在國家或地方立項，完全由科學研究的使命驅動——從“名分”上說，項目參與者沒有任何正式的任命。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合作產出的論文在署名上充分體現(xiàn)了對每一位參與者的尊重和認可，凸顯了“科研水平一流，論文排名第二”的科研協(xié)作精神。
“科研一流，署名第二”的科研大協(xié)作
這項研究的論文——《中國流行期間SARS冠狀病毒的分子進化》，于美國東部時間2004年1月29日下午2點，以“中國SARS分子流行病學協(xié)作組”的名義，于《科學》在線發(fā)表。
“按照《科學》慣例，作者名字也要算字數(shù)。”趙國屏說，“我們名字多，因此采取了聯(lián)合署名的方案。”
記者查詢該論文看到，數(shù)十位作者的名字和單位被用小一號的字體附在文章首頁下方。
但就是被這樣處理，趙國屏等人對論文貢獻者的署名也有細致、妥帖的設計：既要體現(xiàn)第一作者、通訊作者的主導作用，也要明晰各參與作者的貢獻和責任。
趙國屏向記者介紹道，他們把作者按照參與的不同研究內容分成了5組：流行病學組、病毒學組、（測序和）分子生物學組、數(shù)據(jù)分析（和文章撰寫）組、香港中文大學組，每個組的主要執(zhí)行人（有的組同等貢獻者不止一位）是共同第一作者，每個組的主要負責人，即為相應的通訊作者。
“為什么香港中文大學單分一組？他們貢獻了SARS其中一條傳播鏈上全部的分子流行病學信息——從測序到背后的流行病學信息。”趙國屏補充說。
作為項目牽頭人，趙國屏對論文負有最大責任，因此他的名字后還有一個標記——“整體工作通訊作者”。
趙國屏告訴記者，南方中心自成立起，創(chuàng)始主任陳竺就提出了一個合作的原則，“科研水平一流，論文排名第二”。因此，上述由他牽頭的協(xié)作組在《科學》發(fā)表論文，南方中心并不是第一完成單位。
“很長一段時期，南方中心是靠和人合作‘過日子’的，所以我們從來不強調必須是第一單位。如果這么干，我們的‘生路’就斷了。”他半開玩笑地說道。
“我倒不覺得這是什么高風亮節(jié)——這本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現(xiàn)在做點正常的事都變成‘高風亮節(jié)’了。”趙國屏苦笑，“這還正常嗎？”
論文的全體作者是論文的“責任人”
就論文署名上存在的一些問題，趙國屏告訴記者，本來科學界是有共識的，學術雜志也有慣例可循。
但是，中國科學（特別是生命科學）進入世界現(xiàn)代科研論文發(fā)表平臺時間短、發(fā)展快、社會關注度高，而科研人員（即作者）和科研管理機構（評估體系）對它的認識尚在成熟的過程中。因此，出現(xiàn)一些問題并不奇怪。
“其實，一般來說，這個規(guī)范是很明了的：署名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應該是論文中數(shù)據(jù)形成的主要貢獻者。有時，我們會把它簡單到至少要為這篇論文貢獻一張圖或表。”趙國屏說，“我研究生導師的規(guī)矩是，第一作者必須要完成論文最初草稿的寫作。如果有共同第一作者，這個起草論文的第一作者往往也就成了所謂的‘第一第一作者’；當然，這里情況變化多樣，一般都是通訊作者與第一作者們共同商定的。”
趙國屏認為，通訊作者就是要對論文全面負責，讀者有什么問題，就找“通訊作者”。
趙國屏說，“至于除了第一作者、通訊作者之外的作者，都應該對論文形成有所貢獻，但對貢獻大小、多少以及何種性質的判定，只有作者群體才最有發(fā)言權。”
他介紹，所以很多雜志在接收投稿時，都會詢問每個作者是否“知情”；也就是說，此時如果任何一位作者對于論文（包括作者）有不同意見，可以馬上提出。
對于出資人（譬如企業(yè)家而不是科學家）成為作者的問題，趙國屏認為，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如果僅僅是出資，那么論文中自有“致謝”部分可以體現(xiàn)出資的貢獻，不應該以此為理由列入作者。“但是，如果這項研究的起因或內涵是與這位企業(yè)家的產品相關的科學問題，他又提供了研究的材料及相關信息……那么，所有作者認為這些貢獻對于研究工作足夠重要，同意將其列為作者之一，這也不是問題。”
“當然，參與論文署名的人責權相當——除了享受榮譽和光環(huán)，還要對文章負責。而且，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所負責任更大。”他說。
另外，在署名規(guī)范方面，雜志也可以發(fā)揮重要作用。
目前，有些生命醫(yī)學方面的雜志會要求對各個作者所作貢獻作出簡要注釋，“這就是一種很好的方法”。
一正一反兩個例子
趙國屏提出，在論文作者之外需要操心論文署名的，是那些要通過論文署名評價某位作者的人。“評判者要打起精神來，真正了解這位對象對論文的具體貢獻，并由此決定自己的選擇。具體說來，成為共同第一作者的原因有很多，其專長甚至能力不見得符合評判者的要求；而有的人即便在論文署名中沒有很好的位次，也可能就是你要找的人。”
趙國屏就在實際工作中遇到過此類生動的案例。有一次，一位應試“生物信息學”的學生列出了署名其為共同第一作者、在某知名刊物上發(fā)表的論文，評委們自然對其刮目相看。趙國屏問了他一些分析中的具體方法問題，但對他是否真正理解并掌握了相關核心技術不得而知。
趙國屏于是向他的導師打聽，知道他的確是比較認真地跟著“第一第一作者”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他的生物信息學能力還是有限。趙國屏最終沒有錄取這位學生。
還有一個恰好相反的例子。
在原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計算生物學研究所，有一位在數(shù)據(jù)處理和數(shù)據(jù)庫建設方面有多年積累的工程技術性質的副研究員，如果按照“只認第一作者”等評價標準，他可能至今都評不上研究員。
但該研究所在生物大數(shù)據(jù)的基礎性工作方面，正缺少這樣的“領軍人才”。2016年，通過向所學術委員會展示他在數(shù)據(jù)基礎性工作方面的能力，此人終于成功“轉正”；此后，在大數(shù)據(jù)工作中，他發(fā)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太不容易了。”趙國屏感慨，對于科研工作者而言，論文和論文署名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客觀評價標準。
但是，作為評價者或判斷者，有責任想清楚“你要招進什么人”“你能從論文署名中發(fā)現(xiàn)他有哪些能力”；而“三認三不認”（所謂三認，即只認第一作者、只認第一作者單位、只認通訊作者；所謂三不認，即不認非第一作者、不認非第一作者單位、不認非通訊作者，筆者注）是評價者極其懶惰的表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