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曾發(fā)表過先師席澤宗院士“學術傳記”的早期版本。那時席先生方富于年，精神健旺，讓人感覺他后面的學術生涯還長著——此后先師確實又度過了辛勤治學成果豐碩的15年。值此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60周年所慶之際，回顧作為該所元老的先師的生平事跡和學術貢獻，感慨良多。
《古新星新表》的歷史意義
席澤宗院士的名字，永遠都會和“新星爆發(fā)”“超新星”“射電天文學”聯(lián)系在一起。
20世紀40年代初期，金牛座蟹狀星云被證認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發(fā)的遺跡。1949 年又發(fā)現(xiàn)蟹狀星云是一個很強的射電源，不久發(fā)現(xiàn)著名的1572年超新星和1604年超新星遺跡也是射電源。于是天文學家產生了設想：超新星爆發(fā)可能會形成射電源。由于超新星爆發(fā)是極為罕見的天象，因此要檢驗上述設想，必須借助于古代長期積累的觀測資料。曾有一些外國學者嘗試過證認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發(fā)紀錄的工作，如倫德馬克等，但他們的結果無論在準確性還是完備性方面都顯得不足。
從1954年起，席先生連續(xù)發(fā)表了幾篇研究中國古代新星及超新星爆發(fā)紀錄與射電源之間關系的論文。接著在1955年發(fā)表《古新星新表》，文章充分利用中國古代在天象觀測資料方面完備、持續(xù)和準確的巨大優(yōu)越性，考訂了從殷代到公元1700年間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發(fā)紀錄，成為這方面空前完備的權威資料�！豆判滦切卤怼钒l(fā)表后很快引起美蘇兩國的重視，兩國都先在報刊雜志上作了報導，隨后在專業(yè)雜志上全文譯載。俄譯本和英譯本的出現(xiàn)使得這一成果被各國研究者廣泛引用。在國內，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將《古新星新表》和《中國地震資料年表》并列為建國以來我國科學史研究的兩項重要成果。
隨著射電天文學的迅速發(fā)展，《古新星新表》日益顯示出其重大意義。于是席先生和薄樹人合作，于1965年發(fā)表了《中朝日三國古代的新星紀錄及其在射電天文學中的意義》一文。此文在《古新星新表》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修訂，又補充了朝鮮和日本的有關史料，制成一份更為完善的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發(fā)編年紀錄表，同時確立了7項鑒別新星爆發(fā)紀錄的根據(jù)和2項區(qū)分新星和超新星紀錄的標準，并討論了超新星的爆發(fā)頻率。這篇論文在國際上產生了更大的影響。
這一年李約瑟即致函竺可楨，建議推薦席澤宗為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通訊院士，而當時席先生還只是助理研究員。第二年（1966年），美國《科學》雜志第154卷第3749期譯載了論文全文，同年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又出版了單行本。半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科學家在討論超新星、射電源、脈沖星、中子星、γ射線源、X射線源等天文學研究對象時，經(jīng)常引用以上兩文。
20世紀60年代以來，天文學乃至高能天體物理方面的一系列新發(fā)現(xiàn)，都和超新星爆發(fā)及其遺跡有關。例如1967年發(fā)現(xiàn)了脈沖星，不久被證認出正是恒星演化理論所預言的中子星。許多天文學家認為中子星是超新星爆發(fā)的遺跡，而有一部分恒星在演化為白矮星之前，也會經(jīng)歷新星爆發(fā)階段。即使是黑洞，也有學者認為可以和歷史上的超新星爆發(fā)紀錄聯(lián)系起來。此外，超新星爆發(fā)還會形成X射線源、宇宙線源等。這正是席先生對新星和超新星爆發(fā)紀錄的證認和整理工作在世界上長期受到重視的原因。劍橋英文版《中國天文學和天體物理學》（Chinese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雜志主編、愛爾蘭丹辛克天文臺的江濤，在1977年10月的美國《天空與望遠鏡》雜志上撰文說：“對西方科學家而言，發(fā)表在《天文學報》上的所有論文中，最著名的兩篇可能就是席澤宗在1955年和1965年關于中國超新星紀錄的文章。”而美國著名天文學家斯特魯維（O. Struve）等人在《二十世紀天文學》一書中，只提到一項中國天文學家的工作，即席澤宗的《古新星新表》。
對于利用歷史資料來解決天文學課題，席先生長期保持著注意力。1981年他去日本講學時曾指出：“歷史上的東方文明絕不是只能陳列于博物館之中，它在現(xiàn)代科學的發(fā)展中正在起著并且繼續(xù)起著重要的作用。”
科學史家
數(shù)十年來，除了《古新星新表》這個“成名作”之外，席先生在天文學史的領域內辛勤探索和研究，在許多方面都有建樹。
宇宙理論的發(fā)展是席先生注意的一個重要方面。1964年，他發(fā)表《宇宙論的現(xiàn)狀》一文，這是國內第一篇評價西方當代宇宙學的文章。毛澤東曾注意到此文，并在文章結尾部分的論述下劃了道道。席先生與鄭文光合作的《中國歷史上的宇宙理論》一書是國內這方面唯一的專著，已被譯成意大利文在羅馬出版。從60年代起，席先生就中國歷史的渾天、蓋天、宣夜等學說發(fā)表過一系列論文。
敦煌卷子S3326是世界上現(xiàn)存最古老而且星數(shù)最多的星圖。1959年，李約瑟刊布了該圖的1/4，開始引起世人的注意。1966年席先生對該圖作了詳細考訂，證認出全圖共有1359顆星，并用類似麥卡托（Mercator）投影法畫出�！抖鼗途碜又械男墙�(jīng)和玄象詩》一文則是席先生對現(xiàn)存敦煌卷子中天文史料的總結性研究成果。他將敦煌卷子S3326、P2512、P3589和《通占大象歷星經(jīng)》《晉書·天文志》《開元占經(jīng)》《天文要錄》《天地祥瑞志》等史料系統(tǒng)地加以考察，理清了其來龍去脈及相互間的關系。
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出土后，席先生對帛書中的《五星占》作了考釋和研究。不久又發(fā)表了對帛書中《彗星圖》的研究。這兩項工作，至今仍是研究馬王堆帛書中天文學史料的必讀文獻。
席先生還曾發(fā)表多篇全面研究中國天文學史的論文，在對中國古代天文學的長期研究中提出了獨到而深刻的見解。例如，他明確指出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它的致用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深刻指出“中國古代天文學的興衰是與封建王朝同步的，因而它不可能轉變?yōu)榻煳膶W”。
席先生并未把自己的眼光囿于中國國內，而是注意到世界天文學史的廣闊背景。例如，他發(fā)表過《朝鮮樸燕巖中的天文思想》這樣的專題論文。再如，為了配合宇宙火箭對鄰近天體的探測，他發(fā)表過《月面學》《關于金星的幾個問題》等幾篇現(xiàn)代天文學史的文章。又如，《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卷》中埃及古代天文學、美索不達米亞天文學、希臘古代天文學、阿拉伯天文學、歐洲中世紀天文學等大條目均為席澤宗一人的手筆。
席先生治學嚴謹，實事求是。1956年，他發(fā)表的《僧一行觀測恒星位置的工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清代梅文鼎開始，許多學者認為一行在唐代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恒星的自行；現(xiàn)代著名學者如竺可楨、陳遵媯等也曾采納此說，認為我國在這領域的發(fā)現(xiàn)比西方領先一千年。但席先生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上述說法是不可能成立的，糾正了前人的誤說。
席先生于1963年發(fā)表的《試論王錫闡的天文工作》，更充分體現(xiàn)了他的治學態(tài)度。此文深入研究了清初著名天文學家王錫闡的天文工作，發(fā)表后在國際科技史界引起重視。在此文中，席先生也糾正了一個相沿甚久的誤說，即王錫闡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個預先推算了金星凌日的人。而席先生用無可辯駁的證據(jù)否定了這一說法。
也許有人會認為，一行發(fā)現(xiàn)恒星自行，王錫闡預告金星凌日，都是可以使中國人引為自豪的結論，況且又有現(xiàn)代著名學者贊成，應該“為尊者諱”“為賢者諱”，避而不談才好。但這顯然是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不相容的。
席先生常對他的學生說，“處處留心即學問。如欲辦成一事，要經(jīng)常把各種其它事與此聯(lián)系 。所以也要關心旁的事，這樣可獲得啟發(fā)。”又說，“有的人看書很多，但掉在書海里出不來，不能融會貫通。這樣雖然刻苦，卻未必能獲得成功。”這都是他長期總結出來的治學之道，不僅體會深刻，而且是針對科學史這個學科的特殊性而言的。他對木衛(wèi)的研究，最能生動地體現(xiàn)他的治學之道。
1981年，席先生以一篇2000多字的簡短論文《伽利略前二千年甘德對木衛(wèi)的發(fā)現(xiàn)》再次轟動了天文學界。早在1957年，他就注意到《開元占經(jīng)》中所引的一條戰(zhàn)國時期關于木星的史料，懷疑當時的星占學家甘德可能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木衛(wèi)。這條史料許多人都知道，但伽利略用望遠鏡發(fā)現(xiàn)木衛(wèi)這一事實，使那種認為木衛(wèi)只能用望遠鏡才看得到的說法深入人心，以至于人們輕易放過了這種史料。席先生卻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多年之后，他在弗拉馬利翁的著作中發(fā)現(xiàn)了木衛(wèi)可用肉眼看見的主張；后來又在德國地理學家洪堡的記述中發(fā)現(xiàn)有肉眼看見木衛(wèi)的實例，這使他聯(lián)想起甘德的記載，于是著手研究。經(jīng)過周密的考證和推算，他證明：上述甘德的記載是公元前364年夏天的天象，甘德確實發(fā)現(xiàn)了木衛(wèi)。
同時，他又將這一結論交付實測檢驗——北京天文館天象廳所做模擬觀測、自然科學史所組織青少年在河北興隆所作實地觀測、北京天文臺在望遠鏡上加光闌模擬人眼所做觀測等一致表明：在良好條件下木衛(wèi)可用肉眼看到，有力地證實了席先生的結論。席先生的這項工作在國際上引起很大的反響和興趣，國內外報刊做了大量報導，英、美等國都翻譯了全文。以畢生精力研究中國天文學史的日本京都大學名譽教授藪內清為此發(fā)表了《實驗天文學史的嘗試》一文，認為這是實驗天文學史的開端。
席先生在學術上一貫主張百家爭鳴和寬容精神，而他自己也身體力行，他的忠厚寬容素為科學史界同行所稱道。他認為老年人應該正視思想差距，承認后來居上，以發(fā)現(xiàn)人才、培養(yǎng)人才為己任；而青年人則應該尊重老年人，不斷充實提高自己，并加強自己的修養(yǎng)。
席先生至80高齡時，依然壯心不已，堅持工作。除作為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首席科學家之一主持了其中的天文課題以外，他勤于筆耕，著述甚豐，寫了不少綜合性論文，如《中國傳統(tǒng)科學思想的回顧》《中國科學的傳統(tǒng)與未來》和《論康熙科學政策的失誤》等，均引人入勝。英國李約瑟研究所所長何丙郁曾稱贊席先生“在科學史上的學問廣博，不僅限于得以成名的天文學史”。
無論在國內國外，科學史都是相當冷門的學問。但席先生一樣將它做到成績卓著，乃至名垂宇宙。對于當今的青年學者來說，這或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益。
治學與育人之道
關于席先生的治學，我覺得有兩點相當重要：第一是嚴謹，他的那些論文都曾經(jīng)是我學習的范本。后來我的碩士、博士論文，答辯前交給老師過目，連掉了一個標點符號，他都會注出來。
第二是靈活。也許有的人會說，嚴謹和靈活不會有矛盾嗎？其實它們一點也不矛盾。所謂靈活，是說他思想上靈活；所謂嚴謹，是說在操作層面上嚴謹。席先生治學，不是那種死做學問的類型，而是以一種大智若愚、游刃有余的方式做學問。他晚年尤其如此。比如他關于甘德對木衛(wèi)觀測記錄的考證，文章非常精妙，但是同時，它又是帶著某種趣味性的，甚至能看到作者的某種童心。當然，那同樣是一篇非常嚴謹?shù)恼撐摹?/font>
關于席先生的育人，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我覺得這是我要長久學習的地方。
首先是因材施教。他對不同學生用的方法是不一樣的，讓大家都感到如沐春風，感到從他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教育，但是每個人又都不一樣。說到席先生的為師之道，確有常人不能及之處，這里僅述我讀博士期間遇到的一件小事，以見一斑。
有一次我寫了一篇與某著名學者商榷的文章，因為自己覺得不太有把握，就將此文先呈送給席先生審閱，聽取他的意見。席先生建議我不要發(fā)表這篇文章，并指出我文章中的一處錯誤。但是我認為我此處沒錯，回去專為此事又寫了一篇長文，詳細論述，并又呈送給席先生。我的意思本只是為自己前一篇文章中的那處論點提供更多的證據(jù)，不料過了幾天，席先生對我說，你那篇文章（第二篇）我已經(jīng)推薦到《天文學報》去了。結果這成了我在《天文學報》發(fā)表的第一篇文章。
以后我每次想起此事，對席先生的敬意就油然而生。席先生非但容忍學生和自己爭論，而且一看到學生所言有片善可取，就大力提攜鼓勵，這種雅量和襟懷，真是值得我輩終身學習。后來我自己帶研究生，也一直努力照著席先生的方法去做。
在我的感覺中，席先生屬于智者類型，處世清靜無為，順其自然，只在最必要處進行干預。例如在我不務正業(yè)時（比如涉足性學史研究領域），席先生也提醒過我仍應以天文學史專業(yè)為主，然而他更愿意讓學生在學術上自由發(fā)展，所以對年輕人的各種探索和嘗試，通常是寬容鼓勵，樂觀其成。
但是席先生并不是什么也不指點我，他是在關鍵的地方指點，知道我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我需要補的東西在哪。而且他從來不是繃著一個架子給后學指導，他的指授總是在春風拂煦的過程中進行的。
1982年春，我進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讀研究生，導師就是席澤宗院士。我那時渾渾噩噩，也不知道席先生其實是中國科學史界的泰斗人物。我還在南京大學天文系念本科時，系主任聽說我要考席先生的研究生，立刻大大鼓勵了一番。他告訴我，從席先生開始招收研究生，這已經(jīng)是第4年了，但前3年都沒有招到學生，因為席先生對學生的要求特別高。系主任的話逗引得我躍躍欲試。結果我居然考上了，成為席先生的開門弟子。席先生對招收學生確實達到極端的寧缺毋濫——在我之后，他又過了18年才正式招收第二個學生。所以我是他唯一的碩士生，以及他僅有的兩個“正式招收、獨立指導”的博士生之一。
席先生為人寬容厚道，對我也是極度寬容�？赡芩次疑袑俸脤W之人，有一定的學習自覺性，所以對我采取完全放手的策略，幾乎不管我，也不給我布置任務。
我從研究所的圖書館里，將席先生和另外幾位前輩的學術檔案——就是他們已發(fā)表的所有學術文章——統(tǒng)統(tǒng)借來，逐一研讀。研讀這些學術檔案對我產生了相當震撼的效果，當然對我此后的研究大有裨益。
我碩士畢業(yè)之際，席先生問我是否打算考博士。我那時仍在渾渾噩噩之中，只是樸素地熱愛學術，具體打算則完全沒有，也不知道自己今后干什么好。所以就回答說，要是你覺得我搞科學史有潛力，那我就考，否則我就去干別的。席先生對我說：“我很認真地告訴你，我覺得你是有潛力的。”我那時確實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搞科學史的潛力——要一個人自己判斷自己有無某種潛力，本來就是非常難的。我既然不知道自己有無潛力，那當然就要考慮別人的判斷；而在此事的判斷上，導師的意見當然是最權威的。所以我就考了席先生的博士生，也順利考上了。
到1988年我準備博士論文答辯時，我已經(jīng)在《天文學報》《自然科學史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等高端雜志上發(fā)表了10篇有點像樣的學術論文。席先生說，你只需將這10篇論文的詳細提要組合起來，再附上這10篇文章，就可以答辯了。所以我的博士論文正文只有約4萬字。博士論文的答辯也很順利，我成為中國第一個天文學史專業(yè)的博士，當時的《中國科學報》頭版還作了報道。
席先生對于放我離開他身邊，曾說過“放走江曉原是大錯”之類的話，但他又懷著極大的喜悅看到我在上海交通大學創(chuàng)建了中國第一個科學史系。1999年3月，席先生親自來上海參加了科學史系的成立大會，并擔任科學史系的學術委員會主任。
已見勛名垂宇宙 更留遺愛在人間
席先生早年有一件軼事。當時他因為戲將小行星谷神星（Ceres）譯成“席李氏”而受到批評——竟將一顆星譯成自己母親的名字，豈非狂妄？誰能想到，50年后，一顆小行星被命名為席澤宗院士本人的名字。
2007年8月17日，席先生八十大壽。在北京一個隆重的儀式上，國際天文學聯(lián)合會小天體命名委員會將一顆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發(fā)現(xiàn)的、永久編號為85472的小行星命名為“席澤宗星”，以表彰他在天文學史研究上的重大貢獻。在那個儀式上，先師精神矍鑠，還做了非常有趣的演講。對于席先生來說，這項榮譽確屬實至名歸。
這年年底，先師又親自來到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為他的一眾三代、四代弟子講學，給全系師生以巨大鼓舞。2008年10月24日，在國家天文臺宣布成立中國古天文聯(lián)合研究中心的儀式上，我最后一次見到席先生。
雖然我遠在上海，但我是北京訓練出來的，北京是我學術上的精神故鄉(xiāng)，而導師席先生那些平淡中見深刻的言傳身教，則是我終身都受用不盡的財富。
由郭金海訪問、整理的《席澤宗口述自傳》，不僅可見席先生一生行狀，也是中國當代科學史事業(yè)從起步到繁榮的一份實錄，具有多方面的珍貴史料價值。席先生晚年發(fā)表的《自敘年譜》也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古人云：“謙謙君子，溫潤如玉。”席先生正是這樣的人。隨著時間流逝，我現(xiàn)在每次回憶起席先生，越來越感到親切，所謂“遺愛在人間”，其此之謂乎！
2009年在中國科學院舉行的席澤宗院士追思會上，先師的老同學葉叔華院士說，我們現(xiàn)在能做的最可告慰席先生的事，就是把我們現(xiàn)在的工作做好。此言初聽頗覺平淡，細味之實有深意。我們可以告慰席先生的是，在他身后，他的二代，三代、四代……弟子，一直都會努力，把他倡導的學問和事業(yè)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