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期的文明發(fā)展中，我國先人對周圍的動植物進行了廣泛的探索。在塑造本民族的人生哲學和形成自己的動植物利用方式，乃至博物學傳統(tǒng)方面，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多識以求 博物不惑
傳說神農(nóng)嘗百草，開創(chuàng)了中國的農(nóng)業(yè)和醫(yī)藥事業(yè)。其后，舜帝設立過“虞”來管理生物資源。進入周朝以后，《周禮》記載，土訓“掌道地圖……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換言之，當時有專門負責掌管各地物產(chǎn)和征收的官員。顯然，辨別各地的動植物，了解其生長規(guī)律，是社會發(fā)展的基本需求。
成書周代的《詩》，是我國最早記有大量動植物的文獻�？鬃訛榇私虒У茏�，讀《詩》可以“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他的教誨不僅為后世學者汲取博物學知識指了一個方向，也對后世動植物探索研究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為了更好地理解包括《詩》等經(jīng)典，戰(zhàn)國學者編了一部解經(jīng)的字書《爾雅》。書中分門別類記載了大量的動植物，初步形成了“草木蟲魚鳥獸”的古代動植物分類體系，成為后代博物學的一本重要典籍。熱心為其作注的東晉博物學家郭璞認為：“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于《爾雅》。”《世說新語·紕漏》曾記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蔡謨避亂渡江后見到蟛蜞，以為即《勸學》篇里記載的螃蟹，煮了就吃。吃后上吐下瀉，幾乎一命嗚呼，才知所食并非螃蟹。后來他跟人道及此事，結果被嘲：“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足見在古人心目中，學習《爾雅》，對實現(xiàn)“博物不惑”“致知多識”是何等重要。
為讓世人更好地理解《詩》，貫徹孔丘先生的學術思想，三國時期，著名學者陸機寫了《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系統(tǒng)地介紹了《詩》中出現(xiàn)的大量動植物。這部書無疑是一部別開生面的古代動植物著作，清代學者紀曉嵐認為：“講多識之學者，固當以此為最古。”其后郭璞又作了《爾雅注》，他們開創(chuàng)了古代解經(jīng)、發(fā)展博物學的一條路徑。
而從“多識”的觀念生發(fā)，“博學多識”又成為古代學者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當然，這種博學多識不僅僅限于《詩》中的動植物，有關動植物知識的積累也在這種目標引導下迅速增進。西漢司馬相如《上林賦》汪洋恣肆，生動地描繪了上林苑的恢宏和物產(chǎn)的豐饒，充分顯示作者“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而為時人稱許。唐代李德裕稱自己寫《平泉山居草木記》：“因感學《詩》者多識草木之名，為《騷》者必盡蓀荃之美。乃記所出山澤；庶資博聞。”作者認為學《詩》的讀書人，應該多多認識植物；寫作辭賦者，應該長于知悉芳草賞心悅目的美妙，故而記下山居（園林）中搜集的奇花異草，留助后人增長見識。這很好地解釋了為何眾多著名官員學者鐘情于動植物作品的著述，如歐陽修作《洛陽牡丹記》，宋祁著《益部方物略記》，吳其撰《植物名實圖考》。
資博識而利民用
了解自然，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利用自然。多識博物的另一重要目的是“利用厚生”。因此，《大學》中倡導的人生哲學始于“格物致知”，最終落足于“治國平天下”。古人還認為：“貨惡其棄于地也。”換言之，應充分開發(fā)動植物等資源以滿足社會的需求。這也是從漢代以來，不斷涌現(xiàn)記載各地動植物等物產(chǎn)的《異物志》《虞衡志》的原因，也是古代博物學發(fā)展的另一重要動力。
宋代學者范成大寫作《桂海虞衡志》，有如下闡述：“追記其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凡方志所未載者，萃為一書……以備土訓之圖。”很顯然，他對廣西動植物等的記述，有《周禮》資源利用思想的深深烙印。
這種思想在古代其他動植物著作中也多有體現(xiàn)。明初朱主編《救荒本草》時指出：“植物之生于天地間，莫不各有所用，茍不見諸載籍，雖老農(nóng)老圃亦不能盡識。而可亨、可者，皆躪藉于牛羊鹿豕而已。”正因為這種服務社會的崇高目的，李約瑟稱道朱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其后屠本在《閩中海錯疏》則有這樣的表述：“鱗介之品，山海錯雜，先王以是任土作貢，貿(mào)遷有無，乃立冬官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第漢唐司農(nóng)府隸于冬官，山澤之禁，亦所當領。作海錯疏。”海錯也就是海產(chǎn)�！端膸焯嵋返淖髡哒J為《閩中海錯疏》“其辨別名類，一覽了然，頗有益于多識，要亦考地產(chǎn)者所不廢也”。可見在服務“多識”的同時，利用當?shù)厮a(chǎn)改善人民生活是古代官員非常在意的事務。
清代吳其寫作《植物名實圖考》也有強烈的經(jīng)世致用意蘊。其《序》中寫道：“先王物土之宜，務封殖以宏民用，豈徒入藥而已哉！衣則桑麻，食則麥菽，茹則蔬果，材則竹木；安身利用之資，咸取給焉。群天下不可一日無，則植物較他物為特重。”充分體現(xiàn)他不辭辛勞，記下各地所產(chǎn)1700余種植物的良苦用心。
愉悅心性
古人追求多識博物，還在于陶冶性情，充實精神生活。東晉著名山水詩人謝靈運的《山居賦》寫道：“所賦既非京都宮觀游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可見他記述山間植物山石，體現(xiàn)一種藝術審美，以達娛情悅性，休養(yǎng)身心。李德裕作《平泉山居草木記》也聲言：“嘉樹芳草，性之所耽。”故此，興趣盎然地記下自己栽培的金松、柳柏、杜鵑、月桂、山茶、木芙蓉等著名花木。很顯然，他的所為推動了博物學知識的傳播，誰能說他的記述與這些花卉的迅速推廣無關呢？
中國很多花卉為大眾普遍接受都源于名士學者的推崇。不少學者專注于一些動植物的記載，常因為出自審美的視角。春蘭秋菊因屈原的稱賞聲名遠揚，而東晉著名隱逸詩人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更是獲得歷代無數(shù)學者的共鳴，林黛玉的“一從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風說到今。”絕非虛語。宋代劉蒙因此不懈努力，養(yǎng)菊寫菊。他的《菊譜·譜敘》認為：“夫以一草之微，自本至末，無非可食，有功于人者。加以花色香態(tài)纖妙閑雅，可為丘壑燕靜之娛。然則古人取其香以比，而配之以歲寒之操，夫豈獨然而已哉！”正是菊花具備“丘壑燕靜之娛”，加上古人通過比德給菊花賦予高尚雅潔、不畏嚴寒的品格，讓作者神往而記述。
我國老一輩學者非常關注傳統(tǒng)博物學的發(fā)揚光大。近代動物學主要奠基人秉志曾有如下總結：“吾國幅員廣袤……動植飛潛種類之富，為溫帶各國之冠。群芳百谷多由發(fā)源，海錯山珍盡人企羨。并世利用厚生之資，蓋鮮有能逾越于吾華者也。資藉既厚，研求遂精……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為圣門之常訓。”因此他積極倡導建立研究機構，發(fā)展本國的生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