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a Tirronen雖然從2012年9月1日才開始擔任芬蘭駐華科學與教育參贊。
但他與中國的科技合作卻可以追溯到七八年前。當時，他在芬蘭科學院擔任項目管理者，負責與中國所有科研資助機構的合作。
在他的帶領下，2005年開始，芬蘭與中國聯(lián)合資助了為期4年的大型神經系統(tǒng)科學試驗項目，成為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與亞洲以外國家進行的第一次聯(lián)合資助研究項目。
這位新參贊在未來的三四年內會為中芬科技合作帶來什么？《科學新聞》帶著這個疑問對Tirronen進行了專訪。
《科學新聞》：您認為中芬兩國科技合作中最突出的一點是什么？
Tirronen：中芬兩國在科技合作中最突出的就是良好的科研資助。我們早在2002年開始，就與中國的重點實驗室有小型的聯(lián)合資助項目。在過去10多年的時間里，每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與芬蘭的基金資助機構都會聯(lián)合資助兩國的科研合作項目。
我們是歐洲第一個與中國進行聯(lián)合研究資助的國家，中國基金委也因為兩國長期良好的合作將芬蘭作為第二大合作伙伴，第一大合作伙伴是德國。
后來，基金委感受到我們和德國是中國的主要科研合作伙伴，因此在2010年和2011年，中、德、芬開始進行免疫學和數學方面的三方聯(lián)合資助項目。
《科學新聞》：目前中芬兩國的科研資助體系采取什么類型的運作形式？
Tirronen：芬蘭在研究資助的合作上，是歐洲第一個、也是最活躍的國家之一。每年，芬蘭為中芬兩國科技合作項目提供至少2000萬元人民幣的資助。大約資助4到6個項目，
我們每年的聯(lián)合項目都限定了不同的主題，因為我們需要限制報名人數，因此主題會比較具體，如免疫學而非范圍過廣的健康領域。2013年已經完成的是針對森林研究開展的項目，但在2014年，我們將主題規(guī)定為人類心智（human mind）。
兩國科學家各自把申請交給自己國家之后，我們邀請外國專家咨詢委員會對申請進行評估排序，然后決定前五名申請團隊。
今年的評審結果已經在網上進行公示，中芬兩國的合作項目共有三個。因為今年除了與中國的項目之外，我們還有與俄羅斯和歐盟的聯(lián)合資助項目，總金額達三四百萬歐元。
但是由于各個項目之間互相存在競爭，因此今年中芬兩國的合作項目中，芬蘭方面共投入100萬歐元。
《科學新聞》：芬蘭的科研人員如何看待兩國的科技合作？
Tirronen：去年夏天，我們面向所有參與芬蘭科學院資助的中芬科研合作項目的芬蘭教授進行了滿意度調查。我原以為所有科學家都是批評家，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滿意度結果竟達到90%以上。
所有調查對象都非�？春弥蟹业目蒲泻献鳎麄兌加X得中國是科研合作的好伙伴，希望能夠繼續(xù)合作下去。受調查的芬蘭科學家唯一抱怨的就是實際中存在的一些障礙，如簽證申請的過程，或者是如何運輸實驗動物或組織樣本。
有些科學家甚至警告我們，中國的科研水平和論文質量正在突飛猛進地發(fā)展，如果芬蘭科學院在未來不夠重視與中國的科研合作，將會失去當前的大好形勢。
《科學新聞》：在多年的中芬科技合作中，您認為中國作為其他國家的科技合作伙伴，有哪些優(yōu)勢？
Tirronen：中國非常注重實際，談判文化也非常開放。因此芬蘭和中國人做項目的時候，雙方會非常靈活，遇到困難也懂得繞著走，不會說恪守哪方的規(guī)矩或者強迫另一方去接受他們的規(guī)矩。他們都知道雙方需要妥協(xié)。
但是很多歐盟國家不愿意這樣做，都希望對方跟著自己的步調走，因此項目很難見效。中國的基金委非常靠譜，我們和歐盟很多國家有聯(lián)合項目，他們總是出現各種各樣的狀況，不是最后一分鐘取消項目就是預算不夠了。
但是中國就從來不會出現這種問題，每年的項目一直進行得很順利，只有實際操作中的小問題。因此我們非常喜歡與中國合作。
當然中國也有不同的合作機構如基金委、科技部等，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職責和規(guī)章制度。因此在與中國合作時必須要知己知彼，調整自己的合作方式。
可能中歐之間的合作問題就在于歐洲或歐盟國家不了解中國具體某一個合作伙伴的角色作用和規(guī)章制度。你必須要理解這一點，然后才能合作順利。
《科學新聞》：那如何才能做到知己知彼？
Tirronen：我們與中國的科研合作開始于2005年的神經系統(tǒng)科學合作。
那時，歐盟也才剛剛開始與中國進行科學合作。為了與中國合作的更順利，歐盟召開了很多研討會，而我們的神經系統(tǒng)科學研究項目也因此成為了標桿。
當時，他們請我到布魯塞爾，與大家一起討論如何與基金委合作，并告訴他們芬蘭與中國進行科學合作時的具體實踐與步驟。我給他們很多步驟上的實際建議，比方說如何與中國合作，如何做資助決定，什么步驟，我們有沒有公共的評審小組或委員會，又或是以獨立委員會的形式進行協(xié)商。
歐盟也開始考慮這些程序方面的關鍵問題，是否需要建立獨立或聯(lián)合的委員會、預算問題、基金分配問題、如何建立對等基金等。
當然歐盟也不會忘記知識產權的問題，這些都是非常實際的問題。由此，歐盟開始嘗試與中國的合作。
但這對于歐盟來說不是易事，他們習慣了自己開展項目，然后向中國科學家開放參加的形式。比方說歐洲研究委員會，再比如說今年即將開展的“地平線2020”項目，他們只想找最杰出的項目，不管科學家的國籍。
但是只要歐盟想要和中國一起做事或者決定項目的時候，就會困難重重，因為雙方的體制不同。
因此最好的方式是兩方單獨進行項目資助，但是面向雙方科學家開放。例如，去年科技部就面向中歐合作開放項目，但是歐盟的參與者需要自帶資金，現在的“地平線2020”項目也是這樣，中國人可以參與，但必須自帶資金。
《科學新聞》：您從芬蘭科學院一名具體項目負責人的角色轉換到如今的中芬科學與教育參贊，能否分享一下您在角色轉換上的經驗？
Tirronen：之前我在芬蘭科學院的工作更加實際，主管項目運作，因此我在中國有很多實際操作而非只停留于討論層面，比方說我會去建立聯(lián)合項目，共同做一些實際、具體的決定。這對我現在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但我的工作職能也有一些改變，我的職位是直接向芬蘭教育部（主管教育、科學）負責的，因此我現在不止關注科學、聯(lián)合研究，也要時刻想著整體布局，掌握從中國的基礎教育、職業(yè)教育、高等教育到科學各個層面的機遇與挑戰(zhàn)。
因此我的任務首先是了解什么是中國，中國的教育與科學需求是什么，芬蘭可以從中獲得什么樣的合作機會。因此我們的眼光更加遠大。去年年底，芬蘭教育部部長與中國教育部副部長簽署了教育合作協(xié)議，我認為兩國的科技合作會越來越好。
《科學新聞》：您如何預測未來中芬科技合作的領域？
Tirronen：健康科學的合作是大趨勢，如人類基因組，不是單純地去治療癥狀，而是試著理解癌癥與神經性疾病，如帕金森、老年癡呆癥的機理，從分子層面進行解析。同時，藥物療法也越來越個性化，因為每個人的基因不同，對未來疾病預測就不同。因此你可以分析自己的基因，確定未來最可能得的疾病，然后就能夠開始組織、研發(fā)預防醫(yī)學。
預防醫(yī)學一直在我們的合作清單上，但從來沒有開展過項目，希望未來兩國能夠真正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如果你看一下中國優(yōu)勢科學，其中一個崛起的領域就是健康研究和基因組學研究。
中國為此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因此未來中國類似干細胞治療和神經系統(tǒng)科學將成為優(yōu)勢學科，也會成為其他國家的合作重點。
《科學新聞》：您對于未來中芬科技合作有哪些建議？
Tirronen：從我們自身來講，一個問題是芬蘭方面的預算有限。中芬的體系不一樣，在中國，項目科學家的資金是科研人員所屬單位發(fā)的，但是芬蘭科學院卻要在這些項目資金中支付人員的工資。因此項目中大部分錢都用來給工資了，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芬兩國的資金是不對等的，比如，芬蘭可能出資50萬歐元，基金委卻只出資5萬歐元。因此，未來我們希望能夠在這方面做得更好。
未來，我也希望中芬兩國在進行科技合作的時候不要提前設定主題�；鶎拥目蒲腥藛T只要發(fā)現好的合作機會就可以找到芬蘭科學院或者國家基金委，這樣會形成一個非常開放、自下而上的體系。
現在我們的項目都是預設主題，每次項目都提前決定要面向一個領域、一個部門資助五個項目，預算也很死，因此整個體系變得有些僵化。而且資金管理機構往往有不同的部門，受限于不同學科領域及其年度預算，因此預算管理不夠靈活，機構有錢大家也不能一起用�？偸怯懈鞣N制度制約和挑戰(zhàn)，因為我們的夢想是建立一個非常開放、自下而上的自由體系，雙方有非常靈活的預算，而且面向所有學科一起開放，但是這很難實現。■